开源开发者 Seth Vargo 发现 Chef 公司最近与 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签订了合同后，进行删库抗议，从 Chef DevOps 中撤回了他的开源项目 Chef Sugar。后来 Chef 公司表示明年不再续签合同。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这引起了人们对开源道德层面上的关注。有行动者打出 #NoTechForICE 的口号，并已拟好一份 Hippocratic License，要求将道德条款添加至开源许可证中。

Hippocratic License 建立在对 MIT license 的修改之上，作者 Coraline Ada Ehmke 介绍该许可证“专门禁止使用开放源代码软件危害他人”。同时，她还呼吁修改开源定义（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中第 5 和第 6 两条“非歧视”条款。

Ehmke 表示，长期以来，软件开发人员已经与自己编写的代码造成的后果相脱离，但实际上，“我们创建的软件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真正而持久的影响”。她认为，政治和软件纠缠不清，所有技术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不存在所谓中立立场。如果这些情况伤害到他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为此，她希望能够用开源许可证来进行规制。

开源倡导组织（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迅速驳斥了 Ehmke 的做法。他们在 Twitter 上写道：“Hippocratic Licence 的简介可能会使某些人认为该许可证是开源许可证，根据 Hippocratic Licence 分发的软件是开源软件。但两者都不是，我们要求您修改语言以消除混淆。”

Ehmke 回击：“OSI 和 FSF（自由软件基金会）不是‘什么是开源’和‘什么是自由软件’的真正仲裁者。我们才是”。随后她补充说，当前的开源结构无法禁止自己的劳动成果被 ICE 这样的组织使用，这不是一个开源许可证的问题，而是开源的问题。

先把 Twitter 上的争吵放在一边，我们来谈谈道德准则是否能够被纳入开源许可证。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事。例如，2009 年的 Exception General Public License（eGPL）就曾尝试在 GPLv2 上发挥作用，试图禁止诸如军事用户之类的“例外”使用其代码。最终失败了。

诸如 JSON license 之类的其他许可证也鲜为人知，它注明“该软件应用于善良，而非邪恶”，但没有人强制执行。

今年伴随 996.ICU 运动出现的 Anti-996 协议也可以说是基于道德层面。专门研究开源软件许可的律师 Heather Meeker 认为，“它已经实现了重要目标，那就是要引起人们对此事的关注”。但作为开源许可证，它还存在问题，因为“许可证中的道德条款不能用来强迫被许可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它们更多是一种观点的表达，而不是用于控制被许可人行为的有效法律工具”。

关于开源许可证，开源法律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埃本·莫格伦（Eben Moglen）指出，根据 FSF 对自由软件的定义，对道德进行要求的许可证将违反其中有关 Freedom zero 的规定。Freedom zero 即出于任何目的运行程序的权利，它在四项自由权力中排在首位。

顶尖技术律师事务所和开源法律专家 Gesmer Updegrove 的创始合伙人 Andrew 补充说，“从广义上讲，许可人可以在许可证中包含任何他想要的条件。但是，这种限制不能包含在声称符合 OSI 开源定义的文档中”。

具体来讲，又回到了上述开源定义（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中的第 6 条“不歧视领域”：该许可证不得限制任何人在特定领域内使用该程序。

Andrew 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禁止‘不允许开源软件在商业上使用’的行为。我们希望商业用户加入我们的社区，而不是被排斥在社区之外”。顺便说一下，这是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

“你可以制订‘禁止使用’条款，并要求被许可方在任何下游许可中都包含类似术语”，但在现实中这是难以执行的。Andrew 举了个例子：“假设按照通常的开源方式发布代码，那么很快将会出现许多副本，而你几乎无法追溯所有副本。如果代码被捆绑在某个你认为是有害的商业产品中，你也无从得知。”

软件自由保护组织（Software Freedom Conservancy）执行董事 Karen M. Sandler 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有选择地保留软件自由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些道德许可证会引发执行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成同样的目标。Sandler 建议可以为开发人员建立道德社会，或通过参与政治程序来禁止不法行为。

对于将道德条款纳入软件许可证中，Sandler 再次强调这不是那么实际，毕竟“锤子既可以用作建筑工具，也可以用作谋杀的武器。”

消息来源：ZD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