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说真话不只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人物简介

　　吴军，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斯大学，著名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畅销书作家。

　　吴军一开口说话，你就能看出他的性格特点：自信、聪明、逻辑性强。说到喜欢的人文书，他列举的作家跨度非常之大，而且相互之间看似没有太多的联系，从茨威格、罗曼·罗兰的人物传记到尼采、卢梭、伏尔泰的哲学书籍，从莎士比亚戏剧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再到普利策奖得主韦塞尔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美联储》，等等。每谈到一个问题，他也总会条分缕析地“第一......第二......第三......”。

　　当然，吴军还有一个特点是跨界。他在美国谷歌工作，曾担任腾讯副总裁，做过风险投资人，写过好几本畅销书。如果说之前出版的《浪潮之巅》 《数学之美》和理工科还有点关系，那《文明之光》的跨度着实大了点。这本讲述人类文明的书，完全打破了科技与人文的界限。前人讲埃及金字塔多是讲它的历史，但吴军会分析数吨重的石头是如何开采、运输的。讲工业革命这个话题时，吴军讲述了“火车之父”史蒂芬森的个人奋斗经历：18 岁还不识字，最后娶了个比他大 12 岁的女佣，但他坚持不懈，每周 3 天去上夜校，工友喝酒时他就在研究机械。

　　这样一个编得了程序、做了得投资、写得了畅销书的人，最纯粹的底色又是什么？那应该是科学精神吧。不论是谈及自己的作品、专业、抑或是对教育、科技发展以及一些热门话题进行讨论，他从不会做情绪化的表达。“否则，你最后做判断时就会掺杂很多个人主观的东西，这和科学的东西是不相容的。”

　　我们的经验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

　　“一个杯子从上往下是个圆，侧面看是方的。”采访中，吴军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同样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也有不同。有时候从传统角度看，这个人似乎不是能有所作为的人；但从个人发展看，他走了一条很正确的路。”

　　吴军的成长经历也正应了他这句话。他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对他的管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抓大放小。“高中老师是个大学刚毕业的老三届，脾气又好，除了教课，也不太管我们。”一个年级 5 个班，一个月评分下来，别人都是 90 多分，他们班却总是负分。不过在吴军看来，“这其实对我们的成长来说都是正数，让我们自由发展。”

　　虽然没人管，父母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幼年时被告知学习的重要性，一直影响了我一生。那时候，吃完晚饭，家里没人看电视或者找邻居聊天，就是坐在桌边读书。我父母一辈子都在学习，现在母亲快 80 岁了，还在学英语呢。”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吴军身上，也体现在他弟弟身上，后者是斯坦福的博士、世界知名芯片供应商美满科技集团的首席技术官。

　　说到自己为什么能成功，吴军还总结了一点。“我做事情比较快，在这点上占了便宜。用我太太的话讲，别人可能要做两三个小时的事情我半小时就做完了。再有，我比较善于利用碎片时间。从前，高考复习政治，背 GRE 单词，我都是骑车时做的；我的前两本书基本上是在飞机上修改完成的。”

　　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现在又被吴军用在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身上。“十几岁的孩子有些逆反都很正常，管得宽松，矛盾就会少。”两个女孩都喜欢画画，在《文明之光》一书中，不少插画都出自她们之手。“大女儿是美国亚裔绘画比赛的第二名，小女儿是谷歌徽标设计比赛她那个年龄组的第一名。”

　　“世界发展这么快，30 年后，你会发现那时和现在是两回事。如果你按照现在的观念塑造一个好孩子，他适应的是现在的社会，而不是 30 年后。所以，必须让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吴军说：“我们的经验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30 年后可能是个负担。”

　　职业和谋生手段可以分开

　　1989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吴军保留了两年研究生学籍，去电子工业部直属的一个公司搞软件汉化，“也就是盗版。”上世纪 90 年代，中关村刚刚发展起来，他又帮着公司装电脑、卖电脑，后来代理起了进出口生意。这种工作，和他总希望有些什么发明创造的想法相去甚远，“如果在公司一直干下去，我现在应该是个不错的销售。”吴军笑道。1991 年，他考回了清华读研究生。

　　两年硕士华业后，吴军又在清华当了老师，从事语音识别研究，1996 年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2002 年毕业时，互联网兴起，他去了谷歌。“他们要处理文字，一定用得着。”果不其然，到谷歌不久，他就和 3 个同事们开创了网络搜索反作弊研究；一年后，他又和两个同事共同成立了中日韩文搜索部门；他还领导研发了许多与中文相关的产品和自然语言处理的项目，还得到了谷歌 CEO 埃里克的赞赏。

　　2010 年 4 月，吴军加盟了腾讯，可家还在美国，只好两边跑。“每年来回飞个七八次，时间长就受不了了。”最终，他又回到谷歌，“因为谷歌总有新项目可以做。”他现在负责的产品是谷歌问答。“比如说，你提个问题，天为什么是蓝的，然后，你会看到搜索结果上有一段答案。在过去，这是人工智能的问题，而现在，这是大数据的问题。”

　　每每谈到工作上的新发现，吴军总是兴致盎然。“很多人把感兴趣的事和挣钱的事搞成一回事，其实这是两回事。就像富兰克林是个商人，那是他养家糊口的手段，但他一辈子大部分精力用在科学研究和社区公职上。”“那对你来说，这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面对记者的提问，吴军倒是很坦诚：“我靠基金投资挣钱，在公司打工是我的兴趣。”

　　就像喜欢工作一样，吴军还喜欢旅游、音乐、羽毛球、歌剧、摄影、红酒，甚至做点园艺活。和硅谷创业的人聊天，也是他的爱好之一。后来有风投找他做咨询，从此他又多了个爱好——投资创业的小公司。“通过这个，你可以了解科技发展动态，还可以认识很多年轻人，蛮有意思的事。”

　　放弃语音识别专业，选择谷歌；放弃腾讯，选择回归家庭——在吴军看来，是事业和人生的两次重大抉择。对于前者，他的回答不离“科技”二字，“科技发展有个大趋势，顺应这个趋势，你就能做很多大事，有时候你必须放弃很熟悉的东西。”而对于后者，他仍不离“科技”二字，“科技进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不是了为进步而进步的。没有与家人的朝夕相处，还谈什么好生活呢。”

　　浮躁，是因为红利得来太容易

　　2007 年，吴军开始在谷歌黑板报连载文章，引得数百万人追捧。此后，这些内容汇集成了两本书，《浪潮之巅》和《数学之美》。前者梳理了 IT 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叙述了美国硅谷明星公司的兴衰沉浮；后者则把高深的原理讲得更加通俗易懂，让非专业读者也能领略数学的魅力。而在新书《文明之光》中，他更是来了个科技与人文的大跨界。

　　在吴军看来，科技和人文是一回事。“它们不是排斥的关系，只是看问题的不同侧面。从历史上讲，科学与人文都是在早期反对宗教、反对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是唯一一个后人可以做得比前人好的东西，这是大家公认的。可以说，人类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动力就源于一些基本的发明创造、科技进步。但另一方面，科学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人文则在文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了文明发展的方向。”

　　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现代中国社会欠缺的。在吴军看来，这种缺失首先表现在国家层面，“现在国家拿出很多钱来资助科学家，举个例子吧，为了在《自然》 《科学》发篇文章，可能要投进去数千万的成本。现在科技更新这么快，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意义？”

　　对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 2008 年开始，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学科、实验室以及央企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等，引进数千人来华创新创业)，吴军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赞成引进高水平的一流学者，比如张首晟、施一公、饶毅等。其实，全世界各个领域做得最好的人加起来不超过 1000 个人，所以千人计划肯定有非常大的水分。引进人才要少而精，一个一流的人才贡献是二流人才的 10 倍，把一堆二三流的人塞到千人计划中，其实是对真正一流人才的不尊重。还有就是需要，如果引进一堆不需要的，只是为了凑数量，就有点滥竽充数了。”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科学精神就是反对盲信盲从，反对迷信权威。不是挂上一个专家头衔，他说的就是对的。科学精神在于，人要多思考，提出可能的疑问，再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其实，科学的思维方法、论证过程，远比结论重要。但是大多数人比较相信结论，而懒得思考。”

　　吴军认为，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原因就在于社会风气的浮躁。“中国过去的 30 年，是生产力大解放的过程，不用太费力就能拿到红利。但随着红利减少，投入要更讲求效率，要去做那些比较精深的研究，人要沉得住气。”

　　公民意识是文明的体现

　　2014 年，电动汽车特斯拉进入中国，很多人为此鼓掌。吴军却有很深的考虑，“按照美国的电价和油价换算，电动车消耗能源从价钱上讲便宜一半。但美国发电 30% 靠煤，特斯拉平均碳排放量是 122g/km；但在中国，发电 70% 靠煤，要知道同样产生 1 焦耳的能量，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两倍。算下来，特斯拉在中国的碳排放相当于 175g/km，甚至高于传统汽油车。那么，电动车是否仍旧是好的选择？不知道。还有电池的生产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电池，报废后运到其他国家；而在中国，电池不管是生产过程中还是报废后，都会产生极大的污染。”

　　在和环保部座谈时，他也一再提及电动车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说它百分之百好，那这事暂时不要做。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全面。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足够坏的一方面，在这样的前提下依然认为它可以做，那就能做。所有人都在唱好，没人说它不好的时候，那这件事一定是有问题的。”

　　光伏太阳能现在也备受追捧，但吴军觉得，其负面影响的东西没有被认清。“如果没有补贴，太阳能发电肯定是没人要的，因为贵得要死。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所需要的硅本来就很耗能，十多年以后也就没法用了。科学的决策，不能只看好的一面。”

　　“说真话，这是不是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对这个问题，吴军果断地回答：“这不只是科学家的责任，而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是自己把自己当主人，把国家和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就像别人把你家弄得都是污水、涂鸦，你肯定是要出来管一管的。”

　　类似的事情，吴军没少碰到。乘飞机时，总有人在飞机即将起飞时不按照规定关闭电话，依旧讲个不停，空乘和周围的人未必会管，而吴军会把空乘叫来一起制止那些人，“你的命可以不要，但不要伤害其他人的命。”

　　吴军倡导的怀疑主义、公民意识，和他在写《文明之光》时表达出的反英雄史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为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要想做改变世界的事情，先要爬到一个高位，然后才能够开始，于是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往上爬。其实，改变世界不需要从大事开始，每个人把自己身边的小事做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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