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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开放商业航天的脚步上稍慢一步，但也总算迎来了政策利好。近年来，多家火箭、卫星等领域的民营创业公司开始涌现，不过这一领域仍旧缺少领军人物的身影。
今年4月，卫星互联网正式被纳入新基建的范畴，也让这个略显前沿小众的领域再次被大众广泛关注。
实际上，科技企业在卫星通信上的探索由来已久。远到20世纪80年代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近到“科技狂人”马斯克创立的SpaceX提出的星链计划，无一不是野心勃勃。
中国在开放商业航天的脚步上稍慢一步，但也总算迎来了政策利好。 近年来，多家火箭、卫星等领域的民营创业公司开始涌现，不过这一领域仍旧缺少领军人物的身影。
早前，包括ofo、阿里、斗鱼、B站等互联网公司都曾发射过卫星，但似乎营销意义更大于实际。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建设，还需要出现“马斯克式”的人物。
营销噱头？
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历经数次升级迭代，2020年也是5G大规模普及的一年。 但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仍有超过50%的人口，也即是40亿人尚未接入互联网。
互联网接入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当前互联网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已趋于饱和，但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网络基础设施要普及到农村或偏远地区的成本十分高昂，网络接入状况不容乐观。 数据显示，在全球最贫穷的48个国家，90%的人口尚未接入互联网。
这被认为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通过建设卫星互联网，有望将网络无缝覆盖全球所有的国家。同时，卫星互联网在一些特定场景上也有着应用空间，比如户外搜救、南北极科考等。
不过与SpaceX的星链计划相比，国内大中型互联网企业多数停留在发射单颗卫星的“营销”阶段。
早在2017年，当时如日中天的ofo推出了X计划，高调宣布了要发射卫星的消息。根据ofo的计划，初步开展ofo单车卫星定位监控与信息回传试验，通过低功耗、小型化的自行车通信模块，实现小黄车直接定位监控数据的收集和回传。
但实际上，这颗卫星的定位其实是一颗“娱乐卫星”，拥有VR全景相机、自拍相机等功能。ofo创始人戴威的想法是，未来将在ofo的App中实现这些互动玩法，让App变得更好玩。随着这两年ofo陷入困境，这一X计划也无疾而终。
2018年，阿里巴巴的“糖果罐号”迷你无人太空站、斗鱼的“666星”先后发射升空；今年6月1日，B站也宣布计划将在今年6月下旬发射一颗名为“哔哩哔哩视频卫星”的遥感卫星，卫星所获的遥感视频、图片数据将用于B站科普。
整体来看，中国大中型互联网企业在卫星领域的布局多以冠名、营销等目的为主，涉及到实质业务的少之又少。而真正涉足商业火箭、卫星这类技术领域的企业，还是以中小创业公司为主。
小米董事长兼CEO雷军此前曾向新浪科技谈及这一现象时表示，一方面是国内对商业航天领域的开放比较晚，这也导致SpaceX这类美国企业取得了先发优势，领先了国内企业至少5年时间；另一方面，商业航天领域的技术对于中国互联网企业来说，还是比较跨界，存在较高的技术门槛。
雷军就坦言，虽然小米十分关注卫星互联网，但不会直接涉足该业务。实际上，雷军是通过旗下的顺为资本对卫星领域创业企业银河航天进行了投资。
技术难题
一位商业航天从业者表示，如果脱离基础设施建设来谈论卫星互联网的应用，无疑是舍本逐末。中国在卫星互联网上游的布局仍不完善，下游的互联网企业做一些应用方向的探索，目前来看缺少实质意义。
网络信息科技前沿创新研究专家胡延平认为，中国在卫星互联网上“起了一个大晚，赶了一个晚集。”他表示，虽然过去几年国内卫星互联网一直在发展变化，但是仍然有诸多误区，需要重新审视。首要就是解决认知问题，从政策到产业到公众，都应重视卫星互联网的建设，因为这将是十年后的下一代网络新型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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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延平指出，近地轨道资源可用量在4万多颗卫星左右，而SpaceX的星链计划已经将计划发射的卫星数量从12000增加至40000颗，中国如果发力太晚，将会面临无频谱资源、无轨道资源可用的状况。 “2020年-2030年是中国的窗口期，我们不能只凑热闹，只有资本也远远不够，还要解决认知和技术问题。我们在卫星互联网上已经落后了，需要急起直追。”
在技术领域，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面临的挑战也十分巨大。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可大致拆解为卫星设计制造、发射、运营与服务等环节。在卫星设计制造方面，中国民营企业技术能力、产能等方面仍旧不足。此前ofo计划发射的卫星就是一家名为九天微星的创业企业研制，九天微星CEO谢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九天微星发射了8颗卫星，并且这些卫星入轨后都“活着”，这在中国还算不错，但他坦言“和星链的一箭60星相比，差距还很大。“
在发射技术与成本方面，胡延平指出， 中国企业的成本是国外最先进水平的4-10倍。中国企业每公斤发射成本在5000-1万美元，而SpaceX的每公斤发射成本仅为2000美元。
实际上，SpaceX成本领先背后是技术的领先。该公司掌握了一箭多星技术和火箭重复利用技术，这极大降低了单颗卫星的发射成本，同时让卫星组网的进度大大加快。6月3日和13日，SpaceX通过猎鹰9号火箭连续成功发射了第八批60颗星链卫星和第九批58颗星链卫星，SpaceX累计发射的星链卫星已经达到540颗。
规模商用还有多远？
雷军认为， 如果未来通信通过卫星覆盖，建设成本要比5G基站低很多。预计卫星互联网将于5-10年内在国内成熟商用。
他还指出，目前国内商业航天领域99%是国有企业，需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商业航天市场，从原有的科研模式转向科研+大规模工业制造模式。
在卫星互联网领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着野心勃勃的计划。
2018年，WiFi万能钥匙的母公司连尚网络曾提出，计划投入30亿元发射272颗卫星提供全球免费的卫星网络覆盖，预计在2026年完全建成。
除了民营企业之外，国有企业也在大力布局。比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鸿雁星座计划，拟发射300颗低轨道小卫星，2023年左右建成窄带系统，2025年建成宽带系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虹云工程，计划发射156颗卫星，构建一个星载宽带全球移动互联网络，预计2022年底完成星座部署。
但也有行业分析师指出，如果众多国内卫星互联网运营企业之间没有协同，多头发射，会造成一定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此外，卫星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成之后，还面临着应用场景和盈利模式方面的问题，这在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中已经得到了教训。以银河航天展示的应用场景为例，可以作为地面通信的补充，为偏远地区提供网络接入服务；还可以应用在应急动态通信、科学考察探险、物联网监控、汽车飞机航海的智慧交通互联等。
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杰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卫星互联网作为5G或者6G的补充来实现对物甚至人的连接与覆盖，一定是那些对时间延迟不敏感的业务或者是信号不好的地方。因为尽管是低轨道，一组信号从1200多公里的天空一个来回至少8毫秒，而5G地面网络的时延仅为1毫秒。 卫星互联网的8毫秒时延无法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控制、工业互联网、VR/AR等场景。
他还表示，以目前看到的这些应用来测算，卫星互联网的解决方案很难有经济效益。而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在民用上也不可能有效益，最终的经济效益可能来自军方。但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他呼吁，中国一定要重视卫星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