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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都市圈三大特征：现代化、网络化、流动化

都市圈发展是一次从“进行时”到“未来时”的探索。在国内外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指导意见》给出了都市圈的基本描述。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管理、学术界来看，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就盘活区域的空间结构潜力，推动空间利用的高质量、现代化开发，发挥特大、超大城市的核心驱动作用的目标是一致的。

目前，不少地方亦在积极探索其具体的划分、评价与工作标准与机制等。实际上，为避免陷入传统“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拓展模式，都市圈发展更多是一个“建网”而非“拓圈”，或者说是以“建网”带动“拓圈”，最终补齐结构性缺口，形成衔接、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的纽带的过程。未来都市圈将形成一个现代化、网络化与流动化的大、小中心高效协同的城市网络体系。

一、从城市蔓延到精明增长：未来都市圈的建设重点，并不优先在于圈层的扩张，而是“现代化”的实现 。

未来都市圈建设必须走现代化、高质量模式。在经济、政策、社会等因素的驱动下，全球城市普遍存在蔓延的情况。长期来看，“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与景观破坏等一系列的问题，并反过来阻碍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空间拓展模式。典型如我国普遍存在的基于环路交通建设起来的城市，不管继续往外拓展多少“环”，但城市始终只有一个中心，随着城市人口、产业的不断集聚，最终将变得越发拥挤，带来各种各样难以调和的“大城市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学界提出了“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等新城市理念。相关概念各有侧重，但均遵循同一个原则：提升城市空间利用率，而非盲目的土木建设。未来都市圈建设中，除了进行水平维度上的空间拓展，或更应关注垂直维度的空间增厚，以“质量”带动“规模”将是城市更为安全、高效的建设方向。随着国家新基建战略的实施，以5G 、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数字基建，正在为都市圈的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现代化技术基础，推动着城市运行与空间优化的效率提升。

二、等级化网络化共同作用：大中心、小中心及两者密切联系三大基本要素，构成多中心“网络化”结构。

突破单核同心圆模式，未来都市圈将呈多中心“网络化”结构。与城市群的设计初衷不同，都市圈的“网络化”是伴随着等级化的一个“大集中-小分散”的过程[5]。首先表现为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或将继续加剧。

未来，超大城市、特大型城市仍然是区域、国家的重要增长极，并将进一步强化，成为持续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创新引擎，研发、咨询、金融等知识型高端生产服务业将进一步集聚至大中心城市。其次，将形成众多专业型、功能型的小中心。农业、制造业、旅游等专业生产职能，可以转移到都市圈周边城市、小镇，在外围形成一个个的制造中心、农业中心，与中心城市组成差异化的梯度结构。最后，随着数字基建的不断完善，产业互联网不断向前发展，不同职能定位的大、小节点城市将突破空间限制，进行更大区域范围下的产业分工协同。

未来城市网络体系将在“等级化+网络化”双操作系统的加持下，突破规模不经济的瓶颈。传统土地经济线性外溢过程中，常伴随着“抽水式”与“士绅化”等关于公平性的城市系统伦理问题，低等级的小城市生存现状受到威胁，从而反过来制约着城市的发展。而在数字经济的全新图景下，“上网”为小节点城市提供了生存改善的重要条件。在享受外围空间低地价的同时，各节点城市可以通过连接赋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成为产业链的一环，参与产业的分工、协作，分享在线经济红利。

三、从低频联系到高频互动：随着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的逐步消除，形成高频率、多要素的“流动化”空间。

“流量”将是未来都市圈城市网络体系的重要价值指标。一方面，流动的要素类型将呈多样化发展。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提升配置效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统一人才市场以及技能评价与人才引进制度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源将在更大的范围下向都市圈集聚；随着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的推行，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加速建设，实现更灵活的市场化配置流程。此外，资本、技术、数据等其它核心生产要素，亦将随着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从而实现更大市场空间下的自由流通。

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频率将大幅度提升。人力是最为典型的流动要素，指导意见中提出的“1小时通勤圈”的基本概念，是基于人口流动效率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事实上不仅于此，未来都市圈中随着企业组织关系、产业分工协作的不断深化，各类知识、技术、管理以及数据要素亦都将进入频率更高的交互状态。未来城市圈最终将是一个同城化的概念，城市节点联系将随着地理距离、行政壁垒与体制机制等限制的减弱而增强，甚至实现“即时通讯”。流动要素越多、流动频率越大，都市圈将越有活力与创造力。

未来都市圈的数字化诉求：从空间干预、场所营造到社会网络

《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当前都市圈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一方面源于主观因素，如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阻力和约束；另外一方面则在于客观技术的限制，如数字平台和技术与社会实体融合的缺失、滞后或瓶颈。“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适逢国家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之际，各项数字技术正在加快成熟，成为都市圈重难点突破的核心改革力量。

数字技术可从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以及社会网络三个维度，实现未来都市圈城市空间的智慧增强与一体化连接。

第一个维度属于物理层，空间干预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实体，是指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物理空间融合，从而实现生活、工作环境的创造与品质提升，比如城市中的智慧交通、智能建筑、智慧社区等；第二个维度属于虚拟层，各类数字创新应用，为人们带来“连接即服务”、“场景即空间”的服务体验，如数字政务、在线零售、在线教育与医疗等，极大的提升未来城市空间中经济、社会功能的丰富度。

第三个维度属于空间层，引用复杂网络理论，未来都市圈的整体效益，除了受各个中心节点的“属性”强弱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度、结构洞和异质性”等一系列“网络”指标的影响，并且，后者或将成为更为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数字技术天然的连接能力，将超越轨道交通成为促进城市网络形成的最为核心的连接力量。总体来说，数字技术一方面对各个城市节点进行虚、实两个维度的空间改造，另一方面将其改造后的各个物理节点、虚拟节点、城市节点组合成为多层复合的社会网络。继物理发现时代、通信网络时代之后，数字技术将推动都市圈进入全新的“异构互联时代”，城市从“局部智能”走向“整体智能”。

数字技术的未来实践：四大方向赋能都市圈建设

如果我们把数字技术中的新基建、数据要素和产业互联网的三者关系比作“路—油—车”，未来都市圈就是“土地”，是其实践的空间载体；未来空间发展除了借助轨道交通建立快速通勤圈以外，还需要借助 “路—油—车”，赋能节点城市的内部数字化微循环，以及加强各个节点城市个体、行业、政务等方面互联互通，促进都市圈的一体化、同城化建设。具体来看，将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赋能：提升空间价值、促进产业协同、加强流动治理与公共服务均衡。

一、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空间区位与功能变革。

随着城市边界、弹性的不断增大，空间区位与结构变化、功能转变与重组加剧。数字技术可助力突破“大城市病”中的规模不经济困境，跨超物理限制，从居住、就业、商业等领域推动个体的变革，增加市民的幸福感。

第一，居住空间由单一功能转变为复合功能空间。不管是市中心还是远郊区，互联网零售、餐饮、生鲜、网约车以及未来的远程医疗、远程养老等服务到家模式，将改变社区开发、运营思路，高密度数字赋能服务将推动空间增厚。如阿那亚位于海边基于兴趣的文旅社区“房地产+互联网+生活方式”；第二，就业空间的共享化、智能化与交互化。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WeWork、众创空间、共享工作室如雨后春笋；疫情之后远程办公成了重要的生产手段，未来VR/AR/MR虚拟、人机交互式工作应用，将会在工作及教育场所空间得到更多的配置，构建数字孪生的未来办公新模式。

第三、商业空间将呈线上、线下分异化发展。未来公共空间的线上浏览、消费、体验水平可能会超过线下实体空间，云旅游、云展览、云蹦迪、云演唱会正走向现实；线下实体不得不注入更多的科技元素，线下空间+互动设施、+直播、+AR/VR成为未来商业互动体验的新趋势。

二、构建产业互联，促进行业创新与分工协作。

在新基建、数据要素和产业互联网“路—油—车”的共同推进下，未来数字技术与各行业将变得更加融合。

对于未来城市产业网络的形成，主要可解决两方面的痛点。一个是智能+，帮忙中小城市走出低水平同质化的产业困境。当前中小城市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千城一面”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情况。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加入，可有效助力中小城市的差异化竞争。产业互联网已在各行各业展开实践。从以信息技术赋能种植、加工、营销全供应链精准调节的智慧农业；到通过机器与人的配合，实现更加柔性的、质量和效率更高的生产运营的智慧制造；再到已被广泛应用的个性设计、数字化供应链、精准营销等利用数字工具集赋能的服务业智能化运营等等，正在为各行各业创造更多的“排列组合”，从而推动产业变革、差异化竞争。

另一个是连接+，从“离线”到实现区域尺度的分工协作。产业互联网在智能+的基础上，继续发挥泛在化的连接优势。各行各业、不同设备之间通过互联网、物联网连接起来，产生的实时、海量、多维、真实数据，推动着基础IT设施连接与数字化、商业元素数字化，产业服务正加速上云。未来企业组织形式可更加灵活，研发、管理与IT服务等职能可集中于城市中心，而生产、物流等职能可选择地价更低的外围节点。

三、加强流动治理，建立大数据驱动新模式

随着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人口、信息、产品、服务与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强度都会远远大于过去的任何阶段，亟待技术创新手段的引入，以打破传统基于区位预设的条块分割、独立封闭的治理模式。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在全国性大流动背景下展开了重要的“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一个小小的腾讯“防疫健康码”已累计亮码超80亿人次，“WE智造”安全复工平台小程序已被42个地区的2.8万多家企业用于解决复工过程中的棘手问题，高效的响应了特殊时期下社会集中井喷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性治理需求。未来都市圈内要素流动将继续加剧，数字技术治理手段将一步迭代与升级，并发挥更为全面、系统的作用。

在5G、物联网等技术的“硬连接”，以及数据、智能中台等“软连接”以及基于小程序、公众号、二维码、企业微信等微接口的“微连接”的三大连接方式下，由大数据驱动的“两纵一横”流动治理新模式将得到深化，“两纵”分别是指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治理信息的触达，“一横”指的是基于数据流动的多部门、多地区、多主体协同。

随着数据要素市场机制与产业区块链应用的持续探索与产业化，信息共享、监管与隐私保护将更有保障，城市的数据交换、智能分析与终端治理能力将大幅提升，从而更好地回应未来都市圈的流动治理需求。

四、培育线上生态，实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未来都市圈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未来，教育、医疗与政务服务等集聚于城市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可通过线上的数字场景进行信息与服务的交互，从而缓解都市圈外围区域在这些方面的刚性需求。

医疗方面，目前我国处于供需严重不平衡状态，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可使医疗空间智能化、社区医疗中心功能增强，远程问诊等方式满足人们部分医疗需求，弥补了医疗资源配置的不足与空间不匹配。

教育方面，人们对集中化大型教育空间的依赖程度将降低，在线教学、多媒体教学、混合式教学等模式创新，学习方式转向线上线下结合，未来教育与技术进一步融合，逐渐由在线化、商业化向智能化方向转变，教育方式以知识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化、便捷化教育，教育地点由固定时间地点向突破时空限制的“泛在学习”发展。

政务方面，政务服务由线下转至线上，通过自助办理和在线办理等方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和“只跑一次”。以粤省事为代表的政务服务在线办理APP，通过“实人+实名”身份认证核验，即可在APP或小程序进行公积金、社保、港澳通行证等日常服务的办理，公共服务便利性和满意度提高。

事实上，未来都市圈的数字化实践远不止于此。随着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断深化，产业互联网在交通、物流、市场、金融、生态等各个领域的融合与应用创新，数字技术将会持续不断地为都市圈、城市群接入更多变革性的创新力量。

未来，还有待各个线上线下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公益机构和广大用户在内的城市运行参与方一同去探索，挖掘都市圈更大的的数字化机会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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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布时间：2020-05-28
本文作者：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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